太平奔驰-app官方下载最新版
Time:2023-05-15 23:53:19
关于太平奔驰的问题，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给你解答：
太平奔驰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王安石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王安石，他才高、气傲、志大，不拘泥于细节，非凡之才造就偏执之人，偏执之人干就非凡之事。以一宋朝士大夫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始终怀有救国救民的"变法"意愿，并尽一生在痛苦与偏执中践行"吾志"，执意不回。这是他至高的人生抱负。而诗文是他卓越才学的自然横溢，他可以如司马迁、柳宗元那样"文采表于后也"，凭诗文"称焉"。显然，他志不在于此，只是视诗文为"政治寓言"——阐述政治抱负。苏教版中学教材选用了王安石五篇诗文，分别是《登飞来峰》、《游褒禅山记》、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答司马谏议书》、《祭欧阳文忠公文》。沿着历史长河去溯寻五篇诗文写作缘由，在重要节点深度挖掘写作情状，也就和王安石经历一起经历了那段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亦喜、亦悲、亦遗憾，或许，此时已完全没有课堂上的"标签"和"定论"，只有对人性、对历史深深的思索。
一 才高志大，强烈的近乎执拗的自信
宋朝这个王朝既畸形又可爱。说它畸形，宋朝建立伊始从骨子里生长着"崇文抑武"的基因。唐朝后期一直到五代十国期间，长期藩镇割据，武将轮番篡位，太祖赵匡胤也是自"兵变"皇袍加身的。在赵匡胤看来，一百个文官贪污也不及一个武将造反对国家的危害大。因此宋朝统治者特别害怕武将篡位，对武将"严苛"的抑制、裁压。不仅极力压低武将的地位，统治者对武将的猜忌也到了"疑神疑鬼"、"莫须有"的程度。武将狄青、岳飞屡立战功，可在不断的猜忌中仕途坎坷，而且最终不能善终。更可悲的是，为了防范武将篡位，宋朝还在军事体制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变动。如将禁军的最高统帅权一分为三，且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来担任；立枢密院为全国的最高军事机构，最高长官由文官担任；推行"将兵分离"军队管理政策；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各方面加强禁军的实力；饥荒年大量征募流民防止百姓造反等，虽然巩固赵家王朝政权，但也如同东方不败练就《》挥刀自宫去势一般，消减了自身的军事实力以及华夏整个民族崇尚武勇之风。在整个北宋时期，军事"积弱"是出了名的，对辽、西夏、金的战争几乎没在没赢过。
与此相反，对于读书人来讲，宋朝太可爱了。太祖皇帝遗训，"与士大夫共天下"，不杀害士大夫。士大夫们即使和皇帝叫板，也最多被削职在家，或被贬在外，但不会赔上性命的。想想历代的"文字狱"以及建国后的"文革"，士大夫还有何求？宋代放宽了科举的门槛，不必"拼爹"，农商子弟也可以同官宦子弟一起应考。更"任性"的是，录取的名额也大为增加，宋太宗在位录取的进士人数相当于整个唐朝录取的人数。而宋朝对公务员实行高薪制，宋朝官员待遇是历朝中最优厚的，朝廷还变着法子地给官员发钱、发物。有人统计，清官包拯年薪超千万。所以，在宋朝大量的官员享受着荣华富贵，过着声色歌舞的生活。加上前文所述饥荒年大量募兵导致了兵员的日趋膨胀。由此，国家80%的财政收入花在养官、养兵上，财政上"积贫"必然转嫁给百姓，就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王安石生于官宦之家，从小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22岁（1042）就考中了进士，由此拉开了他仕途生涯的帷幕。初涉宦海，他醉心于基层地方建设。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登飞来峰》写于1050年夏，为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杭州所做。8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更能体察到北宋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及其根源。作为一个有强烈进取心的士大夫，正值而立之年，他更以天下事为己任，怀着要求变革图强的雄心壮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国平天下的才能，《登飞来峰》就在表达此种感情。
1.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飞来峰本就是一"不与培塿为类"奇峰，塔又是一"千寻"高塔，景象又是"鸡鸣日出"旭日东升的灿烂奇景。其中值得玩味的是"鸡鸣日出"四字，本是"日出鸡鸣"自然景象，却有"鸡鸣唤日出"之意，是否作者此中又有以鸡自喻呢？如是此，我们可以感受到王安石当时已胸怀变法蓝图，对自己、对对前途充满信心。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用了陆贾"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的典故，浮云遮蔽日月比喻奸邪小人在皇帝面前对贤臣进行挑拨离间，让皇帝受到蒙蔽。唐朝的李白就写过两句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意思说自己离开长安是由于皇帝听信了小人的谗言。王安石把这个典故反过来用，他说：我不怕浮云遮住我远望的视线，那就是因为我站得最高。联想到王安石变法时三不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及后来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任凭朋友、政敌怎么反对，他始终坚持贯彻执行新法的事实，读此诗歌，我们能够远隔时空清晰的触摸到王安石初涉宦海不凡抱负，才高志大，强烈的近乎执拗的自信。
2.游褒禅山记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从文章后面有"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字样，据此可知此文是写在宋仁宗（赵祯）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当年4月，王安石从舒州通判任上辞职，在回家的路上游览了褒禅山，三个月后以追忆的形式写下的。同是胸怀壮志抱负不凡，同《登飞来峰》一样，都是借题发挥，言在此而意在彼，表达政治理想，但相较四年前写《登飞来峰》时心高气傲、强烈的近乎执拗的自信，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写此文时更多了诸多理性。
此文说是游记，也有颇多非议。相较一些游记名章，如柳宗元《永州八记》，此文辞章略显粗糙，这是其一。其二，褒禅山并非名山胜景，到了一些奇景，但整体而言所述游览进程未见到更"奇伟、瑰怪、非常之观"，未能"极夫游之乐"。而柳宗元宴游西山所得的感慨是"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其三，"长于议论"。作者在文章的前两段交代了旅游之地的位置、名称以及行程等基本信息，然后用一半篇幅阐发感想。如是高考作文，则属于文体不分一类。
其实，他既是一位文学家，又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文学是为他的政治抱负服务的。"所谓辞者，犹器之刻镂、绘画也""要之以适用为本"，在大政治家王安石心中，唯有志在救国救民的"变法"为第一要务，所行、所见、所感自脱离不干内心的政治壮志。因此，我们何以不谓之王安石的诗文为他的"政治寓言"——阐述政治抱负，这样比较妥切。写此文之后的十几年，他掌政了，公然就象文中所说，"尽吾志也"，"可以无悔矣"。
我们再来回味一下作者用半幅篇幅抒发内心的感想：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予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深思而慎取之也。 如果套用"变法"，又何尝不再告诫自己"变法"不可能一帆风顺，必将遇到重重阻碍，要成功，"志、力、物"缺一不可，但"物"与"力"不可强求，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吾志"。四年后，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针砭时弊、要求改革。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终于发动"变法"。虽屡次罢相，但每次起用后都义无反顾"尽吾志"，正与这篇游记中所蕴含的进取精神交相辉映。
二"变法图强"是一种天性良知赋予的责任
熙宁元年（1068）宋神宗即位，年仅21岁。商鞅变法，秦孝公是年22岁。戊戌变法，光绪皇帝是年18岁。年青人做事有一股不甘平庸的冲劲，没有挫折的磨砺，他不会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没有既得利益的羁绊，他可以心无旁骛以国为重，满心考虑的是励精图治雄心壮志。而此时，辽、西夏在边境虎视眈眈且每年坐收不菲的"岁币"，纳贡以及庞大的军费和官吏的开支又导致国库空虚，幽云十六州依然遭受异族奴役。无论你我，能够20岁掌权朝政的话，"变法图强"都是一种天性良知赋予的沉重的责任与压力。
显然，以"变法"为毕生政治抱负的王安石无疑为变法的不二人选。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言事书》，针砭时弊、要求改革。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意见和办法，希望能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虽愿望未能实现，但他"变法"的旗号士大夫中广为流传。天下公论："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不幸。"
在未继位之前，神宗就看过王安石的那篇《言事书》，非常赞赏王安石的见解。加之亲信韩维的极力推荐，神宗对王安石也是心生仰慕。神宗先是任命王安石为知江宁府，几个月之后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王安石进京以后，神宗求贤若渴，立马破格接见。据《宋史·王安石传》：帝问所治为先，对曰："择术为先。"也就是神宗皇帝问：治理天下最关键的是什么啊？王安石回答：最关键的是正确的方针呢。"择术为先"这一回答实际上否定了现行的治术，要提出新的治理方案。《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载：宋神宗询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的问题。这问话的意思是百年无事，沿用祖制、相安无事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变革？针对这个问题，王安石回到家里就写了《本朝百年无事扎子》。
3.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陈。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捍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
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实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于方今。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终始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盖监司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之而中国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断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赏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力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讳忌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则天下之福也。取进止。
在奏折里，王安石对百年无事的回答，以扬为抑，褒中有贬。褒扬前任几位皇帝尤其是神宗皇帝在敬天、爱民、广开言路、刑法公正等方面的政绩，列举其时神宗治下"末俗之弊"，包括没有官吏考核实绩的制度、结党营私、徭役繁重、兵痞盛行等等，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自己的主张。文章语气委婉，感情真挚，纲目清晰，说理透彻，神宗亦被王安石的才华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 这一年，他踌躇满志内心激昂。如他那年春节所做的《元日》 ，内心渴求着"千门万户曈曈日"，家家户户能够享受变法带来的和煦温暖，人人能够如同"总把新桃换旧符"一般喜迎新法。
三 "变法者"面对的阻力是何其的强大
我们绝对不必怀疑王安石的道德、变法的初衷以及意志的坚定，我们绝对不必怀疑王安石变法本身的正确性。在当地方官期间，他在一方"变法"总能政绩卓著，饱受朝廷上下赞誉。而一旦在整个国家层面推广"变法"时，却困难重重，寸步难行。究竟症结在哪儿呢？
翻起厚重的历史书，"变法者"面对的客观阻力是何其的强大。一是儒家体系下士大夫群体"惯性"守旧。儒家思想把尧舜禹汤供奉成圣君民主楷模，把文武周孔规定为绝对真理，不容怀疑。儒家治国的主张就是效法古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制度，言必称文武周孔。儒家体系下士大夫群体自然而然地"惯性"守旧，把任何改变维护祖宗的法度视作"离经叛道"。他们从本能上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把王安石定论为"沽名钓誉，喜新厌旧"（蔡东藩语）。二是既得利益阶层天然抵触。变法相当于牌局中发好牌面后一次重新的洗牌，差牌者自然满心欢喜，然而牌面占优者必极力反对。并且，牌面占优者，如皇亲国戚、近臣权臣、以及官僚地主拥有极大的话语权。纵观历朝，变法二字是何其的沉重，既得利益阶层是当仁不让的罪魁祸首，商鞅在秦国变法二十年，却落得个"车裂"的悲怆晚景。吴起在楚国变法，尸身也被处以车裂肢解之刑。张居正死后被鞭尸，挫骨扬灰。王叔文最终被赐死。"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可以说，在华夏历史上，变法者始终伴随着血腥，有善终者实寡。王安石新法的实行，不可避免的触及到了宗室、外戚等既得利益阶层切身利益。
主观上，王安石"执拗"性格，以及达成目的人事安排、执法手段的选择也是有偏颇的。《宋史》说他："性强忮，遇事无能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变法肯定会有人反对，但是众叛亲离，将敢于对他讲不同意见的朋友全都推到了对立面，将许多正直的反对变法的大臣剥夺实权,贬降出朝或予以闲散之职.这样"执拗"刚愎自用的性格，不善团结各方面力量确实影响到了他的变法。
4.答司马谏议书
出自【苏教版高中选修 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书信《答司马谏议书》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qiǎng）聒（guō），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nàn)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司马光所提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都是王安石在变法的过程中，在人事安排、执法手段的选择上的问题和弊端。所谓侵官，大力引进拥护变法的少壮派，撤换不同政见的官员，侵犯原来官吏的职权。事实证明拥护王安石变法不少官员真正的目的只是作为晋升的敲门砖，是一些见风使舵之徒，而一些正直能言，敢于发表不同政见者无辜被贬。生事是指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生事扰民。比如，青苗法，在政绩和利益的驱使下，被地方官员强制农民强迫老百姓借贷，成为扰民害民的工具。拒谏，拒绝接受意见。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国，是历朝最为民主的时期。而王安石变法对舆论的钳制把美好的宋朝民主传统推向了专制。
其实，王安石也好，司马光也好，出发点都是维护其实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谁是奸邪弄臣，但在理念上出现了分歧。王安石的眼中只有"变法"，纯粹理想化的从立法着想。而司马光是从变法时人事安排、执法手段的弊端着笔，指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的现实弊端。如果两者在私交的基础上，为了共同的目的，以温柔的方式谅解与妥协，而不是相互的执意孤行，严加剖驳，可能更为容易抵达各自的目的。而此后，造成的党争更是把宋朝推向了深渊。
四 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神宗熙宁五年（1072）病逝于家，当时在京为相，进入了变法的关键期，闻讯后写下这片祭文。字里行间，无不感受到此时王安石变法身陷强烈的反对声中只身孤立，极其复杂的情感。其中交织对重臣名士能拥戴他变法的希望，变法股肱之臣的渴求，进程中不如意的无奈，抱负难济的感慨。
5. 祭欧阳文忠公文
出自【苏教版高中选修 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祭文《祭欧阳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以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灿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他内心多么希望时像欧阳修这样重臣名士能拥戴他变法，亦希望当有像欧阳修这样高尚的道德品质、精微的学术文章、刚正的气概节操人才助力变法。据前文所述原因，《宋史》上说载新法颁行之后，"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而新法的实施，急需批立志改革忠实才干过人的官吏。小米公司的成功，关键在于雷军"花80%时间找人"。小米团队是小米成功的核心原因。雷军认为如果一个同事不够优秀，很可能不但不能有效帮助整个团队，反而有可能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在变法期间，官场大洗牌，真正是人才都走向了他的对立面。许多不肖之人投机钻营，靠表面忠于新法而伺机捞取官职，而王安石倚重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些人。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尽是后世声名狼藉之辈，绝大部分都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册中。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极力推荐吕惠卿接替。但他后来为求自身的升迁，竟设计陷害王安石。邓绾，靠上疏歌颂变法得到王安石的赏识，其对变法的支持源自"好官我自为之"。我们再看看王安石赞誉欧阳修政治上"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而在为政上，拥立英宗，"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又何尝不是他内心对欧阳修及其欧阳修般人才向慕瞻依之情的独白。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明谓之欧阳公，又何尝不是他在进程中不如意的无奈，抱负难济的感慨！病逝后一年，王安石提掖下走向政坛，曾对王安石"感为知已，思欲尽忠"的"荆公门人"郑侠几乎在转眼之间背叛了王安石。众口铄金，三人成虎，1073年郑侠借旱灾的机会，绘流民困苦图献给神宗，将灾民之苦归罪于新法恰恰是压垮宋神宗支持王安石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一年后，神宗虽把王安石召集回来做宰相了。在家庭成员和多位大臣的一派反对声浪中，王安石的爱子王雱又病逝了，这对王安石的打击极大。王安石坚决求退，神宗于1076年十月第二次罢免了王安石的相位。至此 ，一代名相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并不甘心的打上一个句号。
此后，有人在金陵附近的乡间，看见他骑着驴，嘴里喃喃自语，听不清说些什么。
太平奔驰app官方下载最新版
太平奔驰系统登录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