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王露
近期，中美两国领导层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备受关注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拜登10月26日分别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今世界既不安宁也不太平。中美作为大国，双方加强沟通和合作，有助于推动世界增加稳定性和确定性，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找到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两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于10月28日接受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到任拜会。
基于中美高层之间的最新互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近期中美之间的互动传递出两个信息：一是，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可能会出现一些“松动”；二是，中方重视中美关系，希望和美国一道，推动建设稳定、合作、共赢的双边关系，这也显示出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的基本立场未变。
中方呼吁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近段时间以来，从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员在谈及中美关系时的表态来看，“助力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是其强调的重点内容之一。
习近平在本月26日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致贺信时写道，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关心支持中美关系的各界朋友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助力中美关系重返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同样，王毅28日会见伯恩斯时也强调，“中美关系正处于紧要关头。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关系能够稳定发展。”
据美国驻华大使馆消息，伯恩斯于今年3月5日抵华。4月2日，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洪磊接受美国新任驻华大使伯恩斯递交的国书副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与伯恩斯会晤之前，王毅已经同部分重点国家、地区就二十大成果、地区热点问题进行了沟通。10月26日，王毅在北京会见了东盟国家驻华使节；27日，他先后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主持召开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政治外交分委会第四次会议，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
除了前述中美在官方层面上的新动态，近几个月以来，两国民间的人文、学术交流也出现陆续恢复的迹象。
继今年年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赴美交流、6月底7月初，全球化智库代表团专家访美后，美国智库学者甘思德（Scott Kennedy）也于9月中下旬开启了在中国的访问。值得一提的是，外交部副部长谢锋还于10月8日会见甘思德，他鼓励两国智库学者加强往来，开展更多沟通交流，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正轨发挥积极作用。
此外，据卡特中心中国项目10月25日采访资料显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近期受邀参与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佩恩杰出研究员项目（Payne Distinguished Fellow），这也是中美学界交流延续的最新案例。
由此可见，中美两国部分专家、学者正努力尝试打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交流阻隔，重新实现面对面对话，以实际行动助力两国民间的人文交流重回稳定轨道。
尽管中美民间的人文交流初现“回暖”迹象，但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禁毒合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等八项合作并未恢复。此前，作为对佩洛西今年8月执意窜访台湾的反制措施，中方取消或暂停了上述合作。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中方何时重启中美之间的这八项合作也是外媒记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提及频率较高的问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27日回应称，“中美重启有关沟通，需要有利的条件和氛围。”
“从8月份到现在，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几乎处在停滞的状态。”吴心伯向澎湃新闻分析称，从近期中美高层的互动来看，两国可能要恢复一些高层活动，也可以说此前紧张的状态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中美领导人是否会在G20峰会会晤？
与此同时，中美领导人是否会在11月15日至16日在巴厘岛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上会晤也是当前外界关注的焦点。
对于这一问题，中美两国官方目前均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据彭博社此前报道，印尼总统佐科8月19日表示，中国领导人将出席G20峰会。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中方重视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重要作用，全力支持印尼主持召开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会。我们愿同印尼加强协调配合，确保峰会取得圆满成功。如有相关消息，我们会适时发布。”
同样，当被问及中美领导人是否会在G20峰会上会晤时，白宫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10月24日也表示目前无可奉告。但她表示，“会继续努力保持联络渠道畅通”。
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透露，美方有关团队仍然在为在G20峰会期间中美领导人“可能举行的会晤”而做准备。
吴心伯初步判断认为，中美领导人在G20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的可能性较大。他向澎湃新闻进一步解释称，中美领导人举行会晤并非因为中美关系好，更主要的是因为中美关系的现状令人担忧。
“美国不断打压中国，不断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实际上，中美关系已经红灯闪烁，危机不断。”吴心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G20峰会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能够举行面对面会晤，而这对我们管理中美关系而言非常重要。
实际上，自拜登2021年1月执政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已进行五次通话。如若他们在G20上会晤，这也将是拜登上任以来，两国领导人第一次举行面对面的会晤。
除了基于中美关系现状来分析两国领导人会晤的可能性，吴心伯还认为，中美两国国内重要的政治议程告一段落之后，客观上也为两国关系接下来的改善创造了一个窗口期。
吴心伯分析称，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领导人能够更多地关注中美关系等外交上的事务。而从美国的角度而言，11月8日中期选举之后，拜登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外交。
本期资深编辑 邢潭
直新闻：对于中共二十大之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你有怎样的预期？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今天下午的中共二十大新闻发布会上，日本共同社记者在提问环节引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并基于这个概念抛出两个问题；第一，中美如何回避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第二，中国是否有“迎战的决心”？
从现实主义角度而言，中美关系可以说是未来国际关系最重要的主题，而中国的大国外交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对于中美关系会有怎样新的路径表述，就像日本共同社记者提出的问题一样，引人瞩目。但遗憾的是，共同社记者的问题虽然单刀直入，但却是基于一个不成立的前提，因为正如中共二十大新闻发言人孙业礼强调，中国从来就不信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由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创造，它首先是一个价值判断，用来描述当崛起国威胁到既有的霸主国，也就是所谓守成国时，双方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战争倾向；其次，这个价值判断来自于格雷厄姆·艾利森本人对于历史的观察，他发现近现代历史16次崛起国和霸主国的互动过程中，其中12次最终导致了战争。
近年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多次被引用，以至于在大众媒体上我认为它已经被绝对化了。人们在讨论它时往往忽略了两点：第一，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历史观察并非是绝对的，16次崛起国和霸主国的互动过程中，依然有4次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替；第二，格雷厄姆·艾利森对于“修昔底德陷阱”的价值判断也不是绝对的，他强调的是崛起国和霸主国之间有更明显的战争倾向，而非不可避免的战争结局。
因此关键不在于我们仅仅一知半解“修昔底德陷阱”，便对中美关系持某种悲观态度，而是要去积极探索为何尽管大部分崛起国和霸主国都无法和平共处，但依然有那么一些最终能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替。
答案其实就在中共二十大新闻发言人孙业礼的回答之中，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12个字，在于中国反对“国强必霸”的逻辑和零和博弈的思维，在于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中国之所以不信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修昔底德陷阱”不适用于中美关系，并非是某种唯心主义，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和积极的呼吁。首先，中国谋求发展是为了本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而不是挑战别人，这正是中国反对“国强必霸”逻辑的含义所在，中国选择和平与共同发展的未来；同时，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不仅是中国的责任，也是美国的责任，中国呼吁美国认识到两国之间利益深度交融，认识到两国是共同做大蛋糕而非零和博弈。正如孙业礼指出，单从经贸关系看，2021年，中美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7500多亿美元，年增长28.7%。
如果美国能正确看到中国的选择，同时正确认识到中美关系对于自身乃至全世界的重要性，孙业礼相信，中美两国人民有智慧、有机会、有能力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
但这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自己的红线和底线，如果美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诚意，中国虽然呼吁合作，但也不会刻意回避竞争。如果美国跨过了中国人的底线乃至是红线，中国便会毫不犹豫地予以迎头痛击，就像孙业礼所言：
“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我们不欺负别人，但也不允许别人欺负我们。大势不可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
直新闻：那对于中共二十大之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你有怎样的展望？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我注意到，今天下午的记者会共有12个提问，其中5个与中国经济直接相关，另外还有2个间接相关，就像发言人孙业礼所说，大家都很关心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这其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有两点。第一，中国经济是否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对于这个关键问题，孙业礼辩证地指出，一方面，所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一种纵向而非横向的比较。
2013年到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3.7%的平均增长水平。2020年，中国GDP突破10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超过4亿人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以如此大的经济体量实现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依然是一种难得的高速体现。
我在以前的评论中指出过，很多时候，作为中国人，我们习惯了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经济增长是多么的猛烈而快速。比如说德国的“莱茵河奇迹”，19年经济增长超过2倍；韩国的“汉江奇迹”36年增长超过23倍；日本的战后经济奇迹，18年增长超过25倍。而中国，则是43年间增长超过280倍而依然势头不减。
另一方面，孙业礼强调，这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未来将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这个单一指标。正如孙业礼谈到，增长速度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而不是唯一指标。我们不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着眼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
第二个我认为值得关注的主题则是，中国未来的对外开放是否将是连贯且持续的？有境外舆论担忧，在新发展阶段，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否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会越来越小，对此孙业礼言简意赅地表示，这种担忧完全没有必要。
这种担忧本质上是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思想的错误解读，中国之所以要构建国内大循环，其本质目的是任由国际风云变幻而充满朝气和生机地生存下去。发展国内大循环不是为了闭关锁国，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提升中国对外联通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这也是为什么孙业礼在解答中强调，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本身就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
而中国在过去十年也的确就是这么做的。中国签署并加入RCEP，先后设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同14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超过200份合作文件。
最后我想说，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在于充分认识到，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更是处于这个大变局的中心，我们不能以刻舟求剑的心态看待中国或是世界的发展，我们必然会经历新常态、新阶段、新格局，这一过程也难免某种艰难困苦，但只要发展的决心、发展的努力以及发展的目的不变，只要“人民至上”在这一过程中依然被遵循、被予以实践，那我便相信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就永远不会画上句号。